记者:现在国外有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怀疑,作为学者,你对此怎样看?
杨帆: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,可以肯定国外经济学家的怀疑态度,但应针锋相对地纠正他们的数字错误,以更加准确的数字和事实,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作出实证性的科学判断。
记者:你的分析方法与国外学者有何不同?
杨帆:我更关注GDP统计指标中资源和环境的问题。“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。一面创造财富,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业,只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。”宏观经济核算体系应该反映资源与环境在生产过程中的破坏、投入和消耗。
记者:不仅中国没有把生态影响正式计入GDP,连欧美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这样做,为什么?
杨帆:那是因为长期以来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是:自然资源无限、无价格、环境污染无须治理。经济学上的“资源稀缺”,实际上是指人的时间稀缺,所谓提高效率有效分配资源,是指有效分配人的时间。经济学从来没有假定自然资源是稀缺的,因为它把空气和水(即自然资源)称为“无限无价”。
当人类生产活动严重危害环境,并且产生能源危机以后,经济学并没有修改其“资源稀缺”的假设前提,因为这样就相当于取消了经济学。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把资源从无价格变成有价格。这说明资源稀缺假设,的确不是指自然资源,所以无须做大的修正;当自然资源真正变成稀缺的时候,不但不把资源的使用和破坏环境以后不得不花费的治理费用,从人类生产活动的统计中扣掉,反而把它进一步加进去,造成虚假的经济增长。这是极为荒谬的,它告诉我们:得病吧再治病,污染吧再治理,灾害吧再建设,只要能创造GDP.
记者:现在人们的认知程度怎样了,国际社会是否接受了生态环境对GDP的影响?
杨帆:自上世纪70年代起,国际社会开始把资源与环境的价值核算提上议事日程。联合国在1995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,重新定义增长与发展。发展是指一个社会在制度、管理、生活品质、财富分配等“品质”上的进步,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,却不一定有发展。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“高速增长”来源于过时的发展观,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。严重后果是:环境急剧恶化,资源日趋短缺,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,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。
记者:在中国的情况如何?
杨帆:联合国《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》指出,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.5%—8%. 960万平方公里家园,减去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面积367万平方公里;彻底荒漠化国土(沙漠、戈壁)和不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国土(冰川、石山、高寒荒漠等)约300余万平方公里,剩下近300万平方公里。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:人口翻了一番多,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约一番半,50年内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/5.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3倍;人均资源是1/2;单位产值资源能源消耗量为3倍;单位产值废物排放量为数倍,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之数倍,每年利用资源环境价值应在国民生产总值数倍以上。
总计,199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7.48万亿元,而未计入成本的对资源与环境的浪费破坏为:森林资源:4.76万亿元;淡水资源:3.81万亿元;土地资源:3.73万亿元;草原资源:1.54万亿元;自然灾害:2.24万亿元;环境污染:5.46万亿元;合计:21.54万亿元。生态成本超过GDP两倍多。即使我们扣掉许多项目,说生态损失相当于GDP,应当不算夸张。
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,由于资源环境的限制,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战略的时候了。必须进行全面总体性调整,包括价值观念,发展战略,利益格局,把环境保护产业视为中国第一大产业,保护生态环境。